吃瓜群众的围观心理分析

　　嗑着瓜子，看着热闹，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来找点乐子，寻求一些安慰。没有几个人会讨厌听见成功人士突然破产、美女明星承认整容、或者抛弃自己的前任被现任劈腿的消息。尽管这听上去卑鄙又阴险，但普罗大众爱看这些个“热闹”，因为人类对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国际争端等等兴趣更大。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关系，它们会让人产生兴奋感、产生多巴胺，肾上腺素，让人愉悦。所以这种“热闹”不仅带来心理满足，也会带来生理满足。

　　但是，“吃瓜群众“”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词汇。它代表着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看热闹和他个人没有利益冲突，这正好可以满足吃瓜群众的诉求，比如填补空虚的内心、消磨时间，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看热闹”也属于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体现，具有一定的适应意义。当人们在遭受困难与挫折后，做一个吃瓜群众看看热闹能够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让人恢复心理平衡。用简单的话讲就是，当我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活的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方来保护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人们通常会说，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活的没那么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谁还没有烦心事了等等这样的语言聊以自慰。因为人是需要自尊平衡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实现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借助社会比较、社会关系来满足我们的自我认识。我们之所以关注别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自己。通过别人的样子，能更好的了解和安慰自己。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镜像自我效应”。人们会把他人当做镜子，如果别人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自己过得不好，这就让我们不开心，人们会倾向于忽略这件事情，这就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叫否认；而如果别人过得不好，我们就愈发想去关注他，甚至关心他，因为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们过得很好，至少没有遇上太大的灾难或羞辱，这对我们这对我们的自尊心也是一种补偿。

       王宝强事件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王宝强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个大明星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被劈腿、被敛财，情节跌宕起伏犹如最狗血的连续剧，这让人在为他心痛之余，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疗愈感，人们会想“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也没人认识我，但毕竟我老婆还睡在枕边，我的钱还乖乖地待在卡里”，这让很多普通人头一次对自己本来并不如意的人生产生了认同和满足感。

　　道德执照效应

　　二战期间，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清洗活动中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截止到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

　　欧洲反犹传统由来已久，犹太人长期被冠以“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犹太人被视为劣等种族，不仅在生理上是可鄙的，在灵魂上更为肮脏。

　　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于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当人们过度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残杀就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犹太人被迫害，正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犹太人高尚许多，所以灭掉这些人是应该的；侵华战争时，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肮脏、很懒，他们同样会产生道德优越感；文革时，自诩为工农子弟的孩子对出身不好的人实施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行为，打他们、杀他们，灭他们，都是源于对自己的阶级所产生的天然的道德优越感。

　　这就是“道德执照效应(moral 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让他做一点不道德的事情，他就会心安理得了。就像一个想要减肥的人，在认真锻炼了一整天之后，他就不会为晚上吃了一个冰激凌而感到无比懊悔，因为他毕竟已经锻炼了一天了。有些党政干部觉得自己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事，贪污点钱不算什么，这都是道德优越感的负面作用。

中国人更爱看热闹吗？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不论从心理距离还是物理距离，我们希望和别人离得越近越好，和各种事情掺和的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纷纷扰扰之中，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获得了自我认知，尽管这种自我认识几乎完全来自于和他人的比较，以及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文化心理学确实发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太多的个人和社会、和他人的距离感。喜欢和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哪怕出趟国我们都只认为是代表中国，而不是代表个人。

    　除此以外，中国人也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愿意对很多事情做道德判断，包括对人性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的自然规律，都想要赋予道德判断、道德意识。从而形成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监督的习惯。

　　而这些特质叠加起来，就使得国人显得更爱管闲事、更爱八卦，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人们更早的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隐私。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个人权利来讲，我们真的不应该过度讨论、关注、分析别人的隐私。

社会到底需不需要围观者？

    　不可否认，吃瓜群众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对于每一个看热闹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然对社会事件持关注态度，并且认为社会是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这对于个人自尊的实现、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满足个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吃瓜群众显然要比冷漠麻木、对世事毫不关心好得多，它至少是一种心理正常的体现。

　　当然，只做一个吃瓜群众显然还不够积极。我们更希望人们能够主动积极的介入社会，对周遭有一种责任感，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当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从社会效果来看，围观产生更多的是负面作用。围观有时会破坏距离感、规则感和法律感，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社会正义的伤害，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迫害行为。

    　当然不排除有些围观，诸如微博、朋友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大量转发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关注度，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尤其是我们能够迅速对事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时，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确会产生较大的作用，但反过来这也是个悲剧——那么多社会事件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围观、靠草根群众的振臂一呼才能获得关注？

　　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运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从长远角度上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什么进步。这反而说明我们其他的诉求渠道不畅通。我们竟然需要靠自媒体上的群众起哄来解决问题，这是个悲剧，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

　　中国需要建立全面真正的媒体监督、广泛活跃的人民代表制度、行之有效的民主沟通制度。围观绝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设计优秀的民意表达制度。